“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http://www.2005committee.org）是“欧美同学会商会”下设组织，是由留学人员中在企业界，学术界，文化艺术界，医疗卫生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人士自愿组成的智囊性和交流性群众团体。《建言献策简报》是“2005委员会”的月度出版物，主要刊载“2005委员会”的理事对事关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简报报送欧美同学会和统战部及各对口行政部门和相关领导，是“2005委员会”理事向国家进言的常规性平台。

以下建言由2005委员会理事、爱康国宾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黎刚先生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助理兼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于2009年5月12日联合发表。

全文下载

新医改实施过程中应强化健康管理作用的建议

2005委员会理事、爱康国宾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黎刚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助理兼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黄建始

（摘要）

 2009年3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写道，“2010年，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2009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不低于15元，2011年不低于20元……初步测算，为保障上述五项改革，3 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 亿元”。

 2009年2月卫生部公布《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的结构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全国慢性病病例数已达到2.6亿。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新增近1，000万例慢性病病例。可见，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问题，对于慢性病患者的管理方法以及防治手段将决定医改的成效。

 慢性疾病发病率的快速增长和医疗资源结构的失衡与浪费是当前问题的根本所在。“新医改”已提到“注重预防、治疗、康复三者的结合”，但在公共卫生方面，特别是对慢病防控方面的投入明显偏低，有重“治”轻“防”的倾向。

 建议政府在新医改的实施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健康管理，发挥其对于医改的积极推动作用。健康管理是指一种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实施健康管理是变“被动”的疾病治疗为“主动”的管理健康，达到节约医疗费用支出、维护健康的目的。

 新医改明确了政府为公共卫生服务的“主导者”，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具体的实施中，希望政府能大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疾病防控服务体系建设，补充公共医疗预防职能不足和配套医疗服务缺位。

    随着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慢性病人口正急剧增加，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问题。“就医难”、“就医贵”问题将愈发严重。3月17 日通过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三年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对每人每年大病补偿的封顶线提高到城乡居民收入的6倍。与此同时， 2009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不低于15元，2011年不低于20元。对此，有专家担心，新医改方案在公共卫生方面特别是对慢性病防控方面的投入偏低，有重“治”轻“防”的倾向。健康管理对于医改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当前的健康管理机构在新医改的形势下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新医改明确了政府为公共卫生服务的“主导者”，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新医改的实施过程中，希望政府能大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疾病防控服务体系建设，补充公共医疗预防职能不足和配套医疗服务缺位。根据业内专家的相关观点，笔者从具体的实施角度出发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一、 慢性病人口增长和医疗资源结构的失衡与浪费是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根源

    2009年2月卫生部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的结构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全国的慢性病病例数已达到2.6亿。在过去的十年中，平均每年新增近1，000万例慢性病病例。调查的两周病例中，新发病例的比例由1998年的61%下降到2008年的39%，而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的病例由39%增加到了61%。同时，调查地区居民慢性病患病率（按病例数计算）在2008年已达到了20.0%。可见，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问题。中国慢性病人口爆炸式增长趋势以及配套医疗保障体系的缺失正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问题所在。伴随中国社会走向老龄化，这个问题将愈发严重。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报告《预防慢性病：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估计，从2005年至2015年，慢性病将使中国累计损失5580亿美元。与此同时，由于老百姓普遍缺乏诊前就医指导，加上基层医疗体系薄弱，养成不分大病小病都要去三甲医院看专家的就医习惯，造成了少数大医院人满为患、其他医院门可罗雀，医疗资源错配和浪费严重。

二、新医改着重解决眼前“治”的问题，对“防”投入不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三年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对每人每年大病补偿的封顶线提高到城乡居民收入的6倍。”与此相对比，“……健全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2009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不低于15元，到2011年不低于20元。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力争让群众少生病。” 从政府对医疗补贴和公共卫生的投入可见，在整个医改方案中，政府首要关注的是解决眼前“治”的问题。但是对于2.6亿慢性病患者的健康问题、并以每年增加1000万慢性病患者的发病趋势，是以“治疗”还是以“健康管理”的方式来“防控”将决定医改最终的成效。

三、如果只是注重“治”，新医改将无法解决“就医难”、“就医贵”问题

    “实施方案”提出未来三年政府将投入8500亿用于医改，这个数字是基于目前中国的国力现状。据相关数据表明，过去三年政府的医疗卫生投入总计６２３７亿元，其中２００６年１４２１亿元，２００７年１９９０亿元，２００８年２８２６亿元。作为人均ＧＤＰ刚刚过３０００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财政支出上作这么大力度的安排，已尽了最大努力。

    但是，这个数字多大程度上能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将取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与手段。《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披露，2007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4.52%，而美国约占17%。美国目前每年花两万亿美元，没有解决美国人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约每6个人有1人没有医疗保险。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要达到美国的医疗保障水平需要8万亿美元。而200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万亿美元。的确，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过于超前或者滞后，都会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低，城乡、区域差距大，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医改任务更加艰巨。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健康效益，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因此，新医改提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的探索。

四、健康管理是降低就医需求、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慢性病”全称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是特指某种疾病，而是对一类起病隐匿，病程长且病情迁延不愈，缺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因证据、病因复杂、且有些尚未完全被确认的疾病的概括性总称，主要指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精神异常和精神病等为代表的一组疾病，影响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且医疗费用极其昂贵。《黄帝内经》提出“上医医未病”，即对于慢性病，“防病”胜于“治病”。

    健康管理是指一种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实施健康管理是变“被动”的疾病治疗为“主动”的管理健康，达到节约医疗费用支出、维护健康的目的。据西方国家的研究证实，控制危险因素可减少80%心脏病和40%肿瘤的发生。对疾病预防的投入可以获得数倍的收益，投入1美元用于健康管理和疾病干预，可以减少几美元的治疗费用。

    在西方，健康管理已成为健康保障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被证明能有效降低就医需求，节省医疗开支。而中国传统的以三级甲等医院为核心的医疗体系都是面向病人，以“救死扶伤”为职责，在人员、理念、服务方式等方面都无法适应当前健康管理的需要。虽然政府在医改方向中给基层社区医院赋予了疾病预防等健康管理功能，但如卫生部数据显示，目前基层医疗体系严重缺失，按“十一五规划”，地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数量需达到26万家，而目前仅有6.3万家，这个巨大的缺口是短时期内难以补上的。再加上非常有限的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专业力量和培训等的限制，公共医疗体系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健康教育、疫苗注射和疾病防控等方面的服务，难以全面遏制慢性病急剧增长的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近年来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专业健康管理行业已逐步形成规模，它们定位于疾病预防和医疗配套服务等国有医院比较忽视的领域，比如健康体检、疾病管理、医疗管理等。在优化医疗资源分配和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方面，专业健康管理机构通过先进的IT平台帮助国有医院为就诊者提供诊前就医指导和预约挂号，既减少了患者的就医盲目性和排队挂号等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合理分流了就医需求，有效提高了医疗资源使用效率。根据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等六大学术机构的联合调查，目前全国有专业健康管理机构近6000家，每年为数千万的用户提供体检、就医安排、健康与疾病评估、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等健康管理服务，成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补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但是，政府目前对健康管理机构从事的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导向。专业健康管理机构或者被作为医疗机构，归入医疗机构的监管之列，在设点开业、宣传推广等方面受到工商管理等部门的极大限制；或者被当作一般信息咨询公司，其任何与健康医疗相关的业务被当作“非医疗机构从事医疗行为”直接定为违法；而健康管理机构为公有医院提供的信息化医疗配套服务则纠缠于“公益性”、“公平性”与“效率性”的争议之中而不能发挥医疗信息化应有的价值；健康管理服务开支更不能纳入社保报销范围……凡此种种，限制了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建议政府把注重疾病预防、倡导健康管理作为长远国策：一、加强健康管理理念的宣传；二、扩大专业人员队伍，普及健康管理师培训；三、在政策、资金、人才，服务价格制定等各个方面，支持社会资金、力量开展健康管理探索和实践；四、对于健康管理机构，希望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医疗机构的新的机构模式来进行审批并监管；五、研究对于慢性病患者的“治疗”与“健康管理”的“防控”相结合的有效管理方法。总之，新医改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基础上，应抓住根源，“治”、“防”兼顾，积极引入社会专业健康管理机构参与构建多层次的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体系，以弥补政府财政不足，并完善公有体系疾病预防和医疗服务功能上的缺位。